田炳信：科技的进步，说到底是围绕人来进行的，就像有了汽车、飞机，人类的移动速度比骑马、坐轿不知快多少倍，有了电报、传真、电话、电脑，人类信息的交流比驿站、烽火台不知便捷了多少。介入放射学的诞生也是如此。请问有哪些疾病是外科内科都治不了的？
王晓白：比如说人的大脑是被骨头包围的，其容积是固定的，所以脑内任何一根血管破裂出血，脑内没有任何地方给它膨胀，脑内的压力马上就上去了，形成脑疝人就会死。过去碰上这种病只能开颅减压。脑出血最常见的原因有颅内动脉瘤、颅内动静脉畸形，以前没办法预防破裂，只能听天由命，因为动手术可能会把脑内的血管神经给切掉，而人没有大脑组织就等于没了司令部，轻则残废重则死亡。介入治疗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开刀，只从大腿根部的股动脉放进一根头发丝般的管子，由医生看着监视屏，用特殊的技巧把它飘进去。比方说动脉瘤，我们就把一个用铂金做的电离弹簧圈送到颅内动脉瘤里，一圈圈地绕，直到把瘤腔填满，然后在外面一通电，弹簧圈就和输送系统断开留在瘤内，你的病也就治好了，而且是永远治好了，没有后顾之忧。
田炳信：大手术就变成了小手术？
王晓白：对，一个是把大变小，一个是把根本没法治的病变得可治。因为像动脉瘤这种病是先天俱来的畸形，内科吃药不可能把血管给吃闭了，外科也不能把它切了，一切就可能残废或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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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炳信：微创外科在国内普及程度如何？
王晓白：介入放射学在国外是以心血管病为主导开始的，我们国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引进这门技术，却是从治疗恶性肿瘤开始的。比方说晚期肝癌、晚期肺癌，没办法手术了，吃药打针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也就剩三个月或几十天的寿命。介入放射学就可以把肿瘤的营养源切断，让它“饿死”，从而延长寿命，但肿瘤治疗其实只是介入放射学很小的一个部分，真正大的应用范围和价值还在血管，所以我去年在全中国第一个成立了介入与血管科，把传统的血管外科和介入科合并成一个专科。
田炳信：这方面国外是不是比我们普及得多？
王晓白：是的，中国的病人很少会直接到医院挂号看介入科，都是从别的科转过来的。
田炳信：是不是因为这种手术的成本和门槛太高把人给挡住了？
王晓白：不是，主要是科普做得不好，这是我们业界的失误。介入手术的成本并不高，很多甚至比传统治疗还要低。香港有位90多岁的老太太得了肝脓肿，在香港的私家医院治了三个月，花了几万港元仍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用一根引流管放进去帮她把脓全部抽出来，再打一针就行了，才90块钱。
田炳信：中国人得了大病总是习惯千方百计找一流的医生动手术，那是不是有了微创以后，对执行手术的医生的要求没那么高了呢？
王晓白：不是这样，实际上我们的要求比传统的外科医生更高。第一，做介入放射学的医生必须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医学影像学基础，因为我们看的屏幕是一个平面，但在脑海里却必须是三维立体的，这跟外科医生不一样。外科医生是直视手术，打开肚子后五脏六腑一目了然，我们却是眼看屏幕再用大脑重组出它们前后左右的立体关系，人体结构跟屏幕上的图像的关系必须要清楚。
田炳信：这么说你们有一双透视眼？
王晓白：对，很多人就管我们叫“透视眼”。第二是外科医生分专业很细，你搞普外的就是肚皮一带，你搞脑颅的就是脑袋这一块，我们却是从头到脚所有脏器都要涉及，知识面要宽得多，外科医生看一本书，你得看10本，从妇产科、儿科、颅脑外科、心脏科、血管科、普外科、泌尿外科、五官科等等，你都得懂。
田炳信：对体力的要求有传统外科高吗？王晓白：我们的劳动强度比传统外科还要大。他们穿的是不超过1斤的手术服，我们里面要先穿一件几十斤重的铅衣，再穿手术衣。铅衣的作用是挡住射线，因为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病人的体内和那些器械，就是通过X射线。X射线对人体有杀伤力，病人可能是一年才接触一次，我们一天可能给八九个病人做手术，必须保护自己，否则没把你治好自己就倒下了，而且是几乎没法治的血液病。我们的医生一下手术台，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汗，因为铅是密不透风的，空调就是开到-50℃也不管用。
另外一个是我们耗费的精力也更大。比如我们进脑血管的仪器就头发丝那么细，虽然在在屏幕上放大到铅笔那么粗，但你脑子里必须牢记它就是那么细，你要是粗暴地捅一捅，病人就没命了。另外我们的手术时间也往往比外科医生长得多，外科一般也就两三个小时，我们的手术一般都得好几个小时，我最长一台手术做了21个小时。但有一点我们会比外科医生轻松，就是外科医生打开人体后，各种情况的预见性比我们差，而我们是有预见性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