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晓白：后来人事科就安排我到放射科上班去了，那里就是看片子，不用跟病人接触，我也很高兴。但后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田炳信：受了什么刺激？
王晓白：不是刺激，是一位姓庄的台湾学者，他是美国休斯顿国家癌症中心介入室的主任。大概是1984年吧，我们侨办请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回来讲学，他是其中一位。当时讲学的最后一站是广州，他讲了一堂介入放射学的专业课。
田炳信：规模很大？
王晓白：不大，听众就几十个人，我很偶然地去听了，因为介入放射学是从放射科发展出来的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当时我看片子也看了几年了，听完这堂课后我就说，我要读这个专业。那一年我考了研究生。
田炳信：也是考这位老师？
王晓白：不是，我当时只能考暨大，而他在美国，我的目标就是想去美国跟庄教授学习。但当时介入放射学在国内基本还是空白，我的老师自己都不懂，于是他就先去美国学，然后回来带我。结果这位老师去后杳如黄鹤，到现在我都做了教授带了研究生，他还没有回来。
老教授一句鼓励 救活第一个病人
田炳信：那你是个没有导师的研究生？
王晓白：名义上有，但实际上他在外国，那三年就是我自学下来的。我是靠三条狗起家的。
田炳信：三条狗？
王晓白：我得做试验啊，所以便养了狗。等我把技术、技巧和基本原理练熟了，便开始寻找我的第一个病人，这过程很有意思。当时顺德供销社有个病人得了肝癌，到广州的肿瘤医院求医。肝癌有个特点是任何药物都无效，只能做手术，但当时他的肿瘤已经8厘米大，不能切。他便开始到处找人，最后给介绍到暨南大学，因为暨大的罗伯诚教授是国内很有名的肝癌专家，肝癌切除有“华南第一刀”之称。
那位病人到暨大后没有马上见到教授，因为教授很忙，却先碰到了我。我看了他的片子后就跟他聊：“你这个不能做手术，我正在试验一种新的方法，你就是我的第一个病人，说得难听点就是‘死马当做活马医’，你敢不敢？”他说没问题，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试。
于是我给罗教授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我是谁的学生，正在做什么试验，这个病人能不能让我来试一下？罗教授当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小王，如果这个人你治成功了，功劳是你的；如果你把他治死了，责任我来负！”我听了非常感动，自此以后，我终身认他是我的导师。可惜现在他已经身故。
那次是我第一次真正当大夫。我给那位病人做介入后，买了张钢丝床睡在他身边足足陪了7天，因为我要观察他。结果我成功了，8厘米的肿瘤变成了3厘米，后来罗教授就把它切除了，因为那么小的可以切。我第一次尝到了做医生的乐趣：我把一个人治好了！当时我还只是个研究生啊。后来我一鼓作气，收了32个肿瘤病人，那32个病人我每人都陪了一个星期。
就是因为偶然听了一堂课，促使我走入了临床，走近了病人，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，我被父母推上学医这条路，直到那时才开始有成就感。但我的压力也很大，因为知识很欠缺，所以后来我又去了德国留学。那种把一个明知道就要死亡的人救活的感觉，实在很让人激动。我现在整个办公室都是锦旗，每一面旗子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
田炳信：到现在你该做过几千例手术了吧？
王晓白：上万了。我是1985年从事介入放射学的，到现在已经20年了，我很自信的一条就是：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单投诉，没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，收到的都是锦旗和表扬信。现在很多医生跟病人的关系处理得不好，病人动不动就告状，所以我的学生问我：“王老师，你的秘诀是什么？”我说很简单，我一概把他们当朋友，从来不把他们当病人。所以我遇到的病人，不管是监狱刚放出来的人，还是省长、市长，我都当朋友，跟他们以心换心。其实我最大的成就感还不是治好了病人，最大的成就感是病人相信我，把我当作他的知心朋友。
田炳信：现在医患关系那么复杂，从医这么多年，我想知道你最喜欢给哪一类人做手术？
王晓白：我最喜欢给信任我的人做手术，无论他什么职位，他都相信我，他把生命托付给了我。
田炳信：但中国现在确实有个别医疗机构、个别医生以盈利为第一目的，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
王晓白：对，但是这不能代表大多数医院，大多数医生还是本着医德和良心在治病，要讲到做手术，我就喜欢病人坦诚相见，你有什么疑问都提出来，我有什么想法也跟你交流，最后我们达成一致，共同走向手术室，共同离开手术室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笑话是智慧的结晶。笑话有穿透力。笑话是医生的手术刀，是战士手中的枪，是老人手中的拐仗。划哪哪开，打哪哪中，戳哪哪稳。
有一则手机短信说：给赤道镶金边，给长城贴瓷砖，给太平洋安栏杆，给珠穆朗玛峰修个电梯间；给所有的苍蝇戴上手套，给所有的蚊子戴一口罩，给所有的老鼠戴上脚镣。这则短信如从不可能的视角去看，荒诞、幽默、反差强烈，如放在介入放射学的出现对人体的游刃有余，那真是一则经典的写真，浓缩的一块铀。
